八月的北京，暑热中隐然已有秋风送来几丝清凉，恰似热火朝天进行着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也总有几声振人发聩的呼声。我国幼教界著名的学者朱家雄教授，是一个擅长于从不同视野思考问题的人，对于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他曾经多次接受我报的采访，发表过一些独到的见解。这次，得益于“海峡两岸幼教改革发展与合作论坛”在京召开，本报记者有机会再度专访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家雄教授，请他就幼儿园课程改革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换一个角度反思幼儿园课程改革

    朱家雄教授首先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当今国际、国内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他说，近十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一批从事学前教育的学者正在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学前教育，并使之成为了一个运动。这些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生态学等较为宏观的视野思考学前教育，对当代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和批评。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藉用他们看问题的视角，理智地反思我国近二十年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一点，深刻一点。

    幼儿园课程改革不可对社会文化缺乏敏感性

    朱家雄教授指出，从上世纪，特别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心理学理论，特别是儿童发展理论，似乎成为了这些国家发展幼儿园课程的最为重要的依据。一些主要以儿童发展理论为基础的幼儿园课程应运而生，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近些年来，许多以儿童发展理论为主要依据的课程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主张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学前教育的学者们指出，这些课程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理论，过分强调儿童发展，而对社会文化缺乏敏感性，它们会鼓励人们去发展一种以标准化为基础的、充斥着评价的教育实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国外的各种儿童发展和教育理论开始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80年代以来的幼儿园课程改革。这场历时已经20年，迄今仍在进行的幼儿园课程改革，其主旨是改变幼儿园课程的价值取向，即从强调教育结果转化为强调教育过程，从强调教师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转化为强调儿童的发展和一般能力的获得。由此，在幼儿园课程的管理上，这次改革也就必然从注重幼儿园课程的标准化和统一性转化为注重课程的多元化和自主性等方面。“一切为了儿童发展”成了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纲领，并进一步演绎为“为了一切儿童发展”和“为了儿童发展的一切”。
    这场改革，是在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它在相当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反映了幼儿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精神。但是，反思这场改革，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的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幼儿园课程改革应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给以足够的关注，而不是只是去倡导和发展合乎主要依据于儿童发展理论的幼儿园的课程。幼儿园课程改革过多地依赖于心理学的理论，过分强调儿童发展，必然会导致对社会文化缺乏敏感性。
教育资金的投入要公平
    从宏观的层面上说，倡导和推行幼儿园课程改革，应旨在适应社会文化的变迁，旨在维护社会生活的稳定，各级政府所制订和实施的政策和法规，就在于为这些目标的达成提供保证。因此，推进和实施幼儿园课程改革，应着眼于大的社会生态环境，应着眼于通过政策，挖掘和调配各种社会资源，扶持弱势群体，鼓励发展适合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幼儿园课程，而不是过多地去倡导和推行一种所谓“正确”的理念和实践。
    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缺乏，迄今为止，包括学前一年在内的学前教育毛入学率只有37.4%，这就是说,还有62.6%的应该享有同等教育权益的儿童被拒之学前教育的门外；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大批农民进了城，他们的子女也成了城镇中的新成员，但是，他们的教育问题却常常由于各种原因而没有受到重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公平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让大部分这样的幼儿有受起码的学前教育的机会已属不易，完全按照适合某些评估标准的幼儿园课程行事，是脱离实际的，如若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运用行政手段在所有的地区强加推行，更是不利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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